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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時代的法學反思——憲法與部門法的對話”研討會在我院召開

作者:       發布于:2020-11-06 20:40:40       瀏覽次數:

2020年10月23日下午,“后疫情時代的法學反思——憲法與部門法的對話”研討會在湖北武漢光谷凱悅酒店成功召開。本次會議由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主辦,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承辦,湖北瀛楚律師事務所協辦。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國社科院、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廈門大學、東南大學、湖南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高校與科研機構的多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




               


開幕式由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姜芳同志主持,她對各位專家學者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并向在場嘉賓介紹法學院的基本情況。



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院長汪習根首先致辭,他表示,本次研討會是我校在疫情后首次舉辦的全國性大型高端學術研討活動,在武漢這個特殊的城市對這一主題展開討論具有重要的意義。



接著由湖北瀛楚律師事務所張仁清主任致辭。張仁清主任介紹了疫情期間武漢的情況以及司法部、律所為疫情作出的努力。他提到,在黨的領導下,武漢抗擊疫情取得了巨大勝利,充分體現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在總體應對上體現了依法抗疫的原則。但其中仍存在一定不足,這也是本次研討會的重點。



隨后會議進入“基調?對談”環節,本環節由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熊琦教授主持。



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首先進行發言。他主要從三個方面論述了本次研討會的重要意義。韓大元教授表示,在武漢這個特殊的地方,對"后疫情時代"法學發展面臨的挑戰、法學時代使命與知識體系的創新、憲法與部門法關系等進行反思與展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針對性,結合本次抗疫斗爭中取得的成就與經驗教訓進行學術思考與反思是學者的責任,同時有必要對武漢的抗疫實踐進行學術提煉,尋求學術命題,使相關學術命題體系化、理論化。

其次,韓大元教授特別指出,在我國應對疫情的過程中,法學界的學術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但與一些其他學科相比,法學界的貢獻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在未來面對類似新冠疫情這類危機時,應提高法學理論體系化、精細化,提高理論命題的前瞻性與戰略性應對能力,加強跨學科、綜合化知識能力的提高,關注現行有效法律制度,從"立法思維"轉化"解釋思維",構建預防性法治理念,避免過于依賴于事后追責性法治,充分發揮法治的"穩預期"功能等四個方面持續發力。

最后,韓大元教授表示,在新冠疫情已對世界秩序產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響的大背景下,法學更應該抓住機遇與挑戰,用法治構建社會共識,加強憲法和部門法對話,主動打破傳統學科界限,以問題為導向,更新知識與范疇,以學術的良知與責任,構建對得起時代與人民的學術共同體。這就需要法學界研究好、使用好中國(特別是武漢)抗疫實踐中體現出的“生命至上”國家價值觀,把政治命題轉化成學術命題,重構憲法上人權價值體系與規范體系。

韓大元教授強調,在尊嚴和正義面前不需要過分強調學科內部的界限,未來的中國法學應當是以問題為導向的綜合性、跨學科、開放的研究,疫情反思正是中國法學轉型的一個新契機。他期待憲法學者們以自己的智慧為中國法治以及憲法學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中國經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馮果教授從經濟法的視角提出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疫情進一步表明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到高度復雜化、高度關聯性、社會相互依存、問題多元并發、解決對策需要多部門法合作的時代。

馮果教授結合疫情中頗具代表性的四方面問題進行了重點闡述,第一是規制問題,疫情期間,面對特殊時期市場非正常的運作,政府應當采取一定的糾偏措施;第二是信息問題,疫情暴露出來的信息不對稱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值得反思,信息權屬帶來的利益分配是后疫情時代需要進一步探索的議題;第三是分配問題,疫情期間在醫療資源的配置、防護用品的配給甚至正常生活配給方面都存在值得探討的地方;第四是風險問題,此次疫情帶來的經驗教訓告誡我們要進一步關注風險的分配,尤其是風險發生后投入資金承擔主體的問題。

最后他總結了憲法與部門法的關系,“后疫情時代”大背景下,諸多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案當然需要從憲法上尋找突破口,但隨著社會問題的不斷具體化以及部門法的不斷深入研究,部門法也會在風險防范方面對憲法學提供更有益的支持。



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院長、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汪習根教授指出,后疫情時代首先要對東西方法治發展理念沖突進行反思,二者可能存在如生命權與表達自由權、生命健康至上理念與經濟權利為重理念之間的沖突。其次要對法律功能進行反思,法律作為社會關系的穩定器,需要體現出“超前調控”的功能,不能僅僅作為事后的確認。再者要對法律規范的體系化問題進行反思,應當同時考慮權利的保護與限制問題,并進一步反思比例原則的適用?!皩ι鼨?、健康權應當予以最高程度的保障”這一理念在中國已經達成共識,其價值取向可以為后續國內的憲法性文件吸收。

本次會議具體研討環節由兩個單元構成。

第一單元主題為“后疫情時代的法學研究”,由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曹海晶教授主持,劉茂林教授和秦天寶教授進行了引導發言。



湖北警官學院院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劉茂林教授指出了本次疫情防控中法學的兩個重要缺憾。第一,本次疫情的社會狀態不明晰,既非正常的憲法狀態,也非一般意義上緊急狀態,這個過渡環節沒有法律依據。第二,在應對突發事件的狀態下,《傳染病防治法》與《突發事件應對法》之間的關系沒有探討,如何從前者進入到后者,其機制有待進一步研究。



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所長、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秦天寶教授在發言中指出法學研究逐步體現出跨學科與綜合性的特點,環境法學可能是最能體現未來法學研究發展模式和趨勢的領域之一。以環境法學為代表的領域法學研究在遇到新問題時主要有兩個理解路徑,一是要把這些問題還原到主流法學原理,盡可能窮盡現有法理資源和制度資源;二是當現有資源確實無法全面系統和科學解釋新興問題,就需要從整體系統觀出發嘗試突破現行法學理論和制度規范、創新新的理論和制度。他表示,以環境法學為例,未來的研究需要同時從教義法學和社科法學的角度切入,綜合兩種研究范式對領域法學進行研究。



第二單元主題為“后疫情時代的國家治理”,由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吳家清教授主持,秦前紅教授與何榮功教授進行引導發言。



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法學評論》主編、武漢大學法學院秦前紅教授就國家治理的議題具體談了六點內容。第一,對疫情期間憲制的追問——即關于國家具體人格化的問題。疫情期間,黨的一套體系在國家總體層面上起到了積極作用,憲法學者需要思考將其適當地嵌入到憲制框架中。第二,要充分關注應對疫情時醫院中非新冠疫情感染者的生命保障問題,在面對疫情勝利是“生命至上”人權觀勝利的觀點時,憲法學者要透過現象看本質。第三,人的自由權問題,尤其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的表達權,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第四,將在很多情況下僅能依靠政治組織的權能應付疫情,而整體國家架構反應不適的情況也歸入到制度優勢中,可能會使會使制度有不堪承受之重。第五,中國社會在應對重大事件時存在路徑依賴,應當積極反思,注重制度活力與彈性機制的建設。第六,在問責體系與權力配置之間的關系問題上,憲法學需要對此進行價值供應與制度解釋。



武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榮功教授從三個方面闡述了憲法、刑法與國家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關系。第一,刑罰適用意味著對公民權利的限制和剝奪,要有正當化根據,這追根溯源是個憲法問題。刑法根本上是人權法,刑法的深處是憲法。第二,近些年特別是隨著信息網絡社會的到來,社會發展以及對應的國家與社會治理出現了結構性變化,刑法正在經歷結構性調整,刑法活性化明顯增強,刑法的范圍呈現擴大化趨勢,如何劃定刑法的邊界以及處理好刑法與其他部門法以及其他社會治理措施之間的關系,涉及憲法問題。第三,后疫情時代法益侵害的風險會進一步增加,刑法的功能及其參與社會治理的強度將難以避免地凸顯。但刑法是一種粗暴的社會治理方式,應謹慎適用,不宜擴大化。何榮功教授指出,國家和社會治理能力和體系的現代化以及真正的刑法現代化應該是國家和社會逐步擺脫對刑法的依賴,而不是強化刑法參與現代社會治理。未來社會應當最大限度地尋求一種整合、團結、和平友愛的社會治理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自由發言環節中,多位專家學者紛紛提出自己的觀點進行學術交流,圍繞主題暢所欲言,碰撞出了激烈的思維火花。

深圳大學法學院鄒平學教授首先發言,他指出中外疫情防治效果差異折射出了國家治理深層問題,需要關注憲制結構中的權力與義務、責任的平衡。在檢討此次應對疫情的國家治理時,應結合我國的全能型政府體制在疫情防控下的權力配置特點具體而談,尤其是要避免出現權力過大責任過小的問題。



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韓大元教授在自由發言中首先對“后疫情時代”這個概念進行了闡述,他強調,這一表述并不是約定俗成的時代概念,是為了體現疫情對國際秩序、人類生活前所未有的影響,目前雖有爭議,但已成為區分疫情前后秩序變化的話語。韓大元教授又結合自己的主題發言,再次討論了有關將生命至上如何學術化的問題。生命至上不只是"活著的權利",而是包含尊嚴、自由與安全的綜合概念。我們需要把"生命至上"這一命題體系化、學術化,以避免對這一命題的工具化。他指出,全球抗疫實踐已充分說明生命權本身應被賦予新的價值內涵。他同時呼吁憲法學者在現今這個時代大背景下,要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讓憲法發揮凝聚社會共識的根本法作用。

秦前紅教授結合自己在會議第二單元的引導發言,以武漢應對疫情期間,醫院中新冠患者與其他患者的救治沖突以及部分新冠康復者的疫情后遺癥、心理疏導、后續生活質量等問題為例,跟與會專家學者就生命權與生命權的沖突問題展開了進一步地深入交流與探討。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李棟教授則在發言中指出,今天中國的確在疫情防控斗爭中取得了勝利,但此種勝利不是法治的勝利也不是社會治理的勝利,只是社會管理的勝利——更多是通過國家力量解決了問題。未來更需要運用法治思維依靠法律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東南大學法學院劉練軍教授對中國語境下“前現代”與“后現代”概念的不同理解進行了深入探討。他表示,此兩種概念在中國語境下至少有三種理解:一是中國發展的現實——廣大西部、中部地區可謂現代,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地區為后現代;二是基于此次疫情,對于疫情的理解是后現代的,但治理手段是現代的,一些治理思維甚至是前現代的;三是基于代際產生的思維差異,60、70后有現代思維,90、00后則更具后現代思維,而主導我國國家前行的力量還是50后,這就更需要決策者們具有憲法思維。



在總結?閉幕式環節,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所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莫紀宏教授主持,童之偉教授和張翔教授擔任總結人。



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童之偉教授以其親身經歷動情講述這次疫情期間與武漢的羈絆。



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秘書長張翔教授表示,疫情期間明顯體現出中西方的體制差異,西方體制存在嚴重不足,中國體制可取之處甚多。在后疫情時代的反思過程中,憲法學者更應該注重為中國未來尋找方向——亦即我國傳統文化中“為萬世開太平”的思想。



至此,本次“后疫情時代的法學反思——憲法與部門法的對話”研討會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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